《寻找北大》,钱理群主编,中国长安出版社2008年3月版,29.80元
为纪念北京大学建校110周年,钱理群主编一本书,取名为《寻找北大》。为什么要取这样一个书名呢?钱主编在序言中解释说:这本书“包容了几代人(从‘30年代后’到‘80年代后’)的北大记
既然如此,那就看看他们究竟有哪些不满和追求,究竟在寻找怎样的北大吧。
翻开该书,首先看到的是《北大最美的十棵树》。作者王立刚,1994年入北大哲学系读书,留校至今。他之所以把三角地的柿子林排在“十佳”之首,是因为这些散发着“蓬勃之气”的柿子林被消灭以后,人们就再也看不到那种酷似“青年们的脸颊”的高贵的柿子了。而这些脸颊的“气色是如此饱满,就像是神在他们的灵魂里涂了一层金子”一样。从此,许多人开始有一种不祥的预感,就连东草坪的松柏,也“如履薄冰,如临大敌,而且似乎朝不保夕”了。
这些最美的柿子林为什么被消灭呢?我想可能是为了“营造”、或曰创建“世界一流”吧。但是王立刚认为:“多少有点讽刺的是,北大园林中最精彩的部分要么是明清的遗迹,要么是当初外国设计师的意匠,新近的北大营造只是在不断增加笑柄。”于是,在列举北大最美的十棵树之后,他引用古人的话感慨地说:“树犹如此,人何以堪。”
与王立刚相比,1932年出生的谢冕教授在《依依柳岸》中写了另外一番景象。他说:许多北大人有个习惯,就是围绕未名湖散步。尽管天下美景无数,但是北大人却好像“中了邪”似的,只是对未名湖情有独钟。由此他想到旧北大的校址并不在这个地方,所以也没有湖。“但从前人的记述来看,当年沙滩红楼、汉花园、故宫沿御河一带,也少不了北大学子的足迹。他们或是绕着院子,或是沿着宫墙,也是如此这般走了一圈又一圈,也是如此这般地谈理想、谈学问、谈人生、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。”因此他觉得,“北大人的这种课余行走,原不在有湖没湖,只是自由心灵和活泼思想需要借助一种方式予以释放”。
1971年出生、1990年进入北大中文系的冯永锋,是谢冕的学生。他在《北大需要荒凉感》中说,一个学校的人文精神,至少来自两个方面:“一是学术上的互相启发和碰撞,二是自然界的亲切关怀。”但是有些人却“老想盖大楼种新草,老想整治,老想重装,老想皇家化、富贵化、庸俗化,觉得拆迁和建设能让学人得到更好的‘修行场’。其实这纯粹是痴人说梦,是平庸者的本能,浅薄者的短视。”
书中有大量篇幅谈到北大的教师,其中陈恒舒的《先生》非常感人。陈同学是1984年生人。他说:“写中文系的事情,先要从一个非中文系的老师写起”。这个老师就是为一年级新生讲中国古代史的刘浦江先生。开学第一节课,刘先生往往要说:“我觉得你们中文系的学生比较没有文化”,同学们听了这话,总是一片哗然。但是随着课程的深入,大家才发现中学的历史教育给我们“灌输了不少陈旧甚至错误的结论。而刘先生在课堂上常常能为我们破除这些‘虚妄’。”但令人不解的是,不知什么原因,北大中文系从2004年开始,就不再给一年级学生开中国古代史了。这不是要让中文系的学生继续没有文化吗?此外,邵永海先生的严谨幽默,钱理群先生的慷慨激昂,钱志熙先生的名士风度,孔庆东先生的嬉笑怒骂,李家浩先生的愤世嫉俗,张鸣先生的一袭长衫,也都跃然纸上,给人留下深刻印象。
这本书以钱理群的讲话稿压轴,标题是《承担,独立,自由,创造》。讲话第一部分的标题是《“永远的北大人的聚会”》,其中谈到他曾经向同学们提出这样的问题:你认识脚下的北大这块土地吗?如果你对曾经发生在这里的人和事,对这块土地的精神、传统,在认知上是陌生的,在情感和心理上是疏离的,那么你不过是徒有北大学籍而已。在第二部分《想起了十年前的纪念》中,他谈到“同学们想要了解和继承北大传统,我建议大家不妨从本系本专业入手,调查一下,一个世纪以来,有过哪些学术和人格都堪称一流,或者在某一方面有着鲜明特色与贡献的教授,他们出版了什么代表性著作或讲义,还可以通过回忆文章、传记等,进一步了解这些教授的生平,思想,品格,精神风貌……这样,同学们就可以从中触摸、感觉到有血有肉的、活生生的北大”了。
他还说:你们“这一代人是在应试教育下成长起来的,从小就以‘考大学,特别是名牌大学’作为自己人生的全部目的;现在如愿以偿,进入了大学,在最初的兴奋过去以后,就突然失去了目标与方向。这背后其实是一个信仰缺失的问题。”说到这里,全场活跃起来。于是他又说没有信仰,没有目标,什么都不在意,都无所谓,这确实是个大问题,生活中没有了依赖,人就失去了主心骨,脊梁也就挺不起来了。紧接着他告诉大家,过去的教授都有许多怪癖,有许多趣闻轶事。比如曾昭伦先生就不修边幅,还面对电线杆又说又笑,在下雨天提着雨伞走路。之所以如此,是因为“在他们心里想不到有边幅可修,他的生活里边有个东西,比其他东西都重要,那就是‘匹夫不可夺志’的‘志’。知识分子心里总要有个着落,有个寄托。”(费孝通语)正因为如此,他们就不会把学问当作谋生的职业,当作追逐名利的手段。正因为如此,他们会对自己钟爱的学术,才会献身,才会拼命。
此外,钱理群还指出:“北大‘大’在哪里?就‘大’在有一批大学者。大学者‘大’在哪里,就‘大’在他们始终葆有赤子般的纯真,无邪,对世界,社会,学术永远有好奇心与新鲜感,因而具有无穷无尽的创造力。”这话不仅是对梅贻琦“大学者……有大师之谓也”的补充,而且还道出了培养创造力的真谛。通观全文,可谓字字珠玑,句句精彩。只是限于篇幅,我只能说:如果你读了这本书和钱先生的讲话,你就会发现,在庸俗化、衙门化的北大之外,还有一个精彩的有血有肉的北大。因此,如何继往开来,是时代赋予每一个“北大人”(而不是北大生)的任务。
(本文编辑:李焱)